[導讀]年輕時，曾住在西湖邊上的大宅子里，而現他卻蝸居在12平方米的房改房中。但比起個人的苦難，老人更愿意講訴戰(zhàn)爭之酷、救亡之艱。“死人不會說話”，他說，活著哪怕一天，就要替死去的戰(zhàn)友說話。

天氣晴好時，杭州老人錢青會到西湖邊走走。小時候他家就在西湖邊上，足足1600平米的宅子，站在樓上望，“湖水就像地面一樣”，船只貼著房子滑過?，F在，他96歲，蝸居在4公里外一處12平方米的房改房。湖山還是那一片湖山，昔時少年卻已老邁，消逝的是光陰，殘破的是命運。其實人生也有過另外一種可能——如果1949年，他沒有選擇留在大陸，按照他那些去了臺灣的黃埔同學的說法，以他的出身和8年抗戰(zhàn)經歷，“至少也是個中將”。而留下的他，淪為階下囚。整整一個甲子的漫長歲月，他身邊連說話的人都沒有，“白發(fā)蒼蒼，獨對孤燈，人生如夢，總有醒時”。直到2011年，一位作家在網絡上公開了他的信息，最多時每天一百多個電話、雪片般的書信紛至沓來，有的甚至來自英國、德國、日本。年輕的孩子們對他說得最多的是：我們想知道真實的歷史。深藏的記憶終于等來遲到的傾聽者。比起個人的苦難，老人更愿意講訴戰(zhàn)爭之酷、救亡之艱。“死人不會說話”，他說，活著哪怕一天，就要替死去的戰(zhàn)友說話。

現年96歲的錢青是一名國軍抗戰(zhàn)老兵，參加過諸多重要戰(zhàn)役。解放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，他自愿離開前線去杭州軍械倉庫當管理，并在1949年把庫藏獻給解放軍。也是那一年，錢青做出讓他后來百感交集的選擇，在李濟深勸說下，他沒有隨國民黨撤往臺灣。現實卻與愿望背離，憧憬新生活的他被以“反革命”之名勞動改造，此后近30年失去自由的日子，妻離子散，無盡辛酸。即便在1979年平反后的又一個30年，錢青也很難感受到一點安慰。直到2011年，尋訪抗戰(zhàn)老兵的志愿者陪同北京作家方軍敲開了他的家門。隨后，方軍在博客上公布了錢青的信息，一天之內老人就接到了一百多個電話。來電的大多是年輕人。

錢青曾是復旦大學、黃埔軍校的“雙料”大學生，如今年近百歲仍思維清晰、談吐優(yōu)雅，年輕人很喜歡和他談論歷史。一個河南的小伙子，凌晨三時在網吧看到他的故事，覺得他過得不容易，沒多想就拿起了手機。我采訪錢青的第一天，陪他去口腔醫(yī)院做檢查，返回路上，在孩兒巷一處青灰色的老房子，他停下來指給我：“這是陸游故居。”“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，他輕輕地念著，后半句重復了兩遍，眼神有些放空。我沒有問，他是不是想起了他那未等北伐勝利就犧牲的烈士父親。錢青的父親錢駿，在1911年的辛亥杭州起義參加了敢死隊，總指揮是蔣介石。死后被追晉為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，埋骨岳廟前，并分給錢駿妻兒一座宅院作為撫恤。錢青的青少年時光就是在那座杭州北山路上的宅院度過的。隔壁原先是袁世凱的房子，位置極佳，緊鄰岳廟，前傍西湖，風光絕美。“站在樓上看，那個湖面就像地面一樣，船就擦著我家的墻劃過去。”錢駿輩份高，來錢家的將官，“中將才能坐，少將都站著。”與父親的經歷頗為相似，1937年，山河破碎，七七事變，20歲的錢青正在復旦大學讀新聞，他投筆從戎，考入黃埔軍校16期。畢業(yè)后分到的正是父親原來任團長的、由浙二師演變的國民革命軍26集團軍75軍。

“殺個日本鬼子，要死三四個中國兵”75軍幾乎參加了抗日戰(zhàn)爭所有重大戰(zhàn)役。錢青是炮兵連長，戰(zhàn)爭中炮兵的安全系數高于步兵，八年抗戰(zhàn)，他幸得存活，“我命大，活到今天，但是戰(zhàn)死疆場的，無數。”讓他傷心之極的，是犧牲不被承認。“我們在正面戰(zhàn)場，敵人打來了，哪有地方退？裝備再懸殊，也要迎戰(zhàn)。我親眼看到多少人戰(zhàn)死。”關于抗戰(zhàn)的故事總把日軍描述得很無能，但錢青見證的事實是，雙方裝備懸殊，殺一個日本鬼子，中國兵要犧牲三四個人。號稱“中國的斯大林格勒保衛(wèi)戰(zhàn)”的棗宜會戰(zhàn)，“日寇機槍手死守，毫不退縮。陣地前國軍的遺體堆成一片”，后來國軍調來德國克虜伯戰(zhàn)防炮，德國炮打得準，總算出了氣。戰(zhàn)事稍平，錢青和軍長摸上前看，日軍機槍手、供彈手尸體腳踝上都有鐵鏈拴著，鐵鏈釘在地上，以防逃跑。錢青刻骨銘心：“一條鐵鏈、兩個飯團、一個水盆、一堆彈殼，打五天！如此作戰(zhàn)，如此用兵，如此忍耐，如此堅毅，聞所未聞。”根據戰(zhàn)報，棗宜會戰(zhàn)中日軍隊的傷亡比例為9：1。采訪過多位日本侵華老兵和中國抗戰(zhàn)老兵的北京作家方軍感嘆：“我們的電影、文學傳遞給青年一代的是：我軍以一當十；研究中日戰(zhàn)爭史，事實是日軍以一當十。”他將數萬炮彈交給解放軍中國軍隊付出了巨大代價才迎來抗戰(zhàn)勝利，解放戰(zhàn)爭卻又一觸即發(fā)，不愿同室操戈，錢青自愿離開前線回到杭州，當了一個軍械倉庫的管理員。1949年解放在即，他把倉庫里的數萬顆炮彈全部交給解放軍，其中有繳獲的日本燃燒硫磺彈，一旦被國民黨特務引爆，“整個下城區(qū)都要完。”國民黨軍隊要往臺灣撤離，同學們叫錢青一起走，但他父親的好友李濟深等勸說：“你是國家的軍人，不屬于某派某人，蘇聯(lián)紅軍中亦有很多舊軍官，你很多同學亦在解放軍中。”他最后響應毛澤東“放下武器就是朋友”的號召，選擇留在杭州。錢青的兩個親弟弟都去了臺灣，他的同學蔣仲苓、朋友郝柏村，后來擔任臺灣“國防部長”、“行政院長”。很多年后當年去臺的老兵回大陸探親，還特意把錢青在軍校的戎裝照翻拍帶來，同學說，以錢青革命功勛后代的出身和八年抗戰(zhàn)履歷，“去臺灣至少也是個中將”。留在大陸的錢青遭遇了漫長羈押和精神痛苦。1951年，他被以“利用祖產進行反革命”之名逮捕，發(fā)配蘇北勞改農場改造。雖然1955年宣布他的罪名不成立，但沒收的祖產并不予歸還，而錢青在短暫釋放3年后，又因右派身份繼續(xù)勞改，前后整整關了26年。 1979年十一屆三中后，錢青重獲自由回到杭州，妻子早已帶著大兒子改嫁，小兒子出生不久就被送給濱江的農民當養(yǎng)子。他孑然一身，無親無故。死人不會說話錢青還常常想起被捕前的那個夜晚，窗外小雨，他戴著手銬，站在床沿凝視熟睡的幼兒，瘦弱的妻子挺著待產的身孕，含淚將一件抗戰(zhàn)中的舊軍衣披在他肩上。那以后，漫漫勞改路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 86歲那年，錢青開始寫回憶，斷斷續(xù)續(xù)五個多月，“心絞痛，淚縱橫，筆千斤，如今白鬢蒼蒼，獨對孤燈，人生如夢，總有醒時”。他怎么也沒想到的是，在95歲這一年，意外收獲了來自四面八方陌生人的善意和關懷。最讓他老淚縱橫的是年輕的孩子們對那場戰(zhàn)爭的理解。河南某高校整一個班的學生，看了方軍的博文后，給錢青合寫了一封信。他們說，上大學之前，以為抗戰(zhàn)很容易，“看了您的故事，又去查了資料，我們才知道抗戰(zhàn)的艱巨，國民黨也犧牲了那么多人。”近年在大陸公開出版的書籍和一些軍事專家，已經漸漸正式了國軍在正面戰(zhàn)場的作用。” 2011年底，演員陳坤和媒體人孫冕來到錢青家中，面對窘迫的斗室，陳坤哭了。我采訪錢青，他談到戰(zhàn)友的死和后來自己的境遇，他都沒有落淚，只是談到抗戰(zhàn)歷史，96歲老人的眼里隱隱有水光。上門探訪的人多了，錢青得一遍遍地回憶、復述，但他不覺得煩擾。“我活下來，我很高興”，錢青微微地笑著：“死人不會說話，我活著一天，就替死去的戰(zhàn)友說話。”